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要增强系统思维

近日，赵乐际同志在中央纪委常委会第二十三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要增强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全面从严治党是“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是一项具有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的系统工程，只有坚持系统谋划、科学统筹，才能稳中求进、顺利推进。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形成了包括全面从严治党在内的一系列新布局和新方略。从概括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四个统一”重要启示，到总结全面从严治党“六个统一”宝贵经验，再到确立“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方针方略，习近平总书记高超运用系统观念、系统思维，引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取得历史性、开创性成就，产生全方位、深层次影响。当前，腐败这个党执政的最大风险仍然存在，特别是政治问题和经济问题交织、传统腐败和新型腐败交织、区域性腐败和领域性腐败交织、用人腐败和用权腐败交织、境内交易和境外套现交织、“围猎”和甘于被“围猎”交织，呈现出新特点。与此同时，转入地下的不正之风隐形变异、潜滋暗长，且与腐败问题互为表里，由风及腐、由风变腐、风腐一体现象屡见不鲜。严峻复杂的形势要求我们，推动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必须进一步增强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把反腐败作为一项系统工程来抓。

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是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要求，是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以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来思考、谋划、推进纪检监察工作，就是要从整体上认识和把握纪检监察各项工作的本质特征、内在联系和发展规律，增强工作的前瞻性、全面性、战略性。要把主体责任、监督责任、协助职责统筹起来。全面从严治党要靠全党、管全党、治全党，主体责任是“牛鼻子”，纪检监察机关要履行好监督责任、发挥好协助职责，为同级党组织履行主体责任当好参谋助手，同时加强对党组织特别是“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监督，推动“关键少数”在管党治党上当先锋、在遵纪守法上作表率，实现“两个责任”贯通联动、一体履行。要把监督体系与治理体系对接起来。监督是国家制度和治理体系有效运转的重要支撑，有效对接两个体系，关键在于坚持以党内监督为主导，推动完善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统筹衔接纪律、监察、派驻、巡视四项监督，贯通协同人大监督、民主监督等其他方面监督，把监督融入区域、部门、行业、基层、单位治理之中，在权力运行过程中发现问题、纠正偏差、防范风险，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充分释放监督治理效能。要把正风肃纪反腐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推动发展贯通起来。瞄准重点领域突出问题持续正风肃纪反腐，推动查处、整改、治理贯通融合，把查办违纪违法案件与推动深化改革、堵塞制度漏洞结合起来，把整治作风突出问题与完善体制机制、强化监督监管结合起来，既为改革发展稳定清淤排障，又找准革新破局的突破口，实现查处一案、警示一片、治理一域。

增强系统观念、系统思维，根本是要坚持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一体推进，努力取得更多制度性成果和更大治理成效。“三不”一体推进的方针方略，贯穿着纪律、法律、制度、规矩、理想、道德要求，是有机统一的整体。要将其全面贯彻到纪检监察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每审查调查一个案件、开展一次巡视巡察、查处一起作风问题，都要同步谋划以案促改、以案促治，有效净化政治生态，提升党员干部清廉素质，切实增强并有效实现政治效果、纪法效果、社会效果有机统一

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
强化系统观念  提高治理效能

　　查处腐败案件，一个重要目的是消除阻碍制度执行、影响治理能力的消极因素，使制度优势转化为治理效能。今年以来，纪检监察机关紧扣高质量发展主题，强化系统观念，把“三不”一体推进贯彻到正风肃纪反腐全过程各方面，完善监督约束，明确权力边界和运行规则，推动建立健全制度，不断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强化对权力运行的制约监督，织牢织密监督网

　　“每季度主持召开1次专题例会，每年每人开展谈心谈话不少于1次……”近日，浙江省杭州市钱塘区政府领导及部门单位“一把手”都收到这样一份电子“廉政大礼包”，礼包里除了37条责任任务清单，还有廉政微电影、党纪法规等。该区纪委监委紧抓“关键少数”，将“一把手”和领导班子成员的任务可视化、责任具体化、时间节点化，督促党员领导干部履行全面从严治党责任。

　　严密监督网络，不断增强监督治理效能，是“三不”一体推进的持久支撑和稳固保障。纪检监察机关推动构建全覆盖高质量的监督体系，推进纪律监督、监察监督、派驻监督、巡视巡察监督协调衔接，推动党内监督同其他监督贯通融合，实现信息互通、监督互动、成果互享，不断增强监督的权威性、协同性、有效性。

　　重庆市纪委监委在推动政法队伍教育整顿中，将监督执纪执法工作与中央巡视反馈意见整改结合，研究制定6个方面11项具体措施，实行领导包案，建立监督检查室牵头抓总，其他部门分片作战，派驻（派出）机构、区县纪委监委、巡视巡察机构等同向发力的监督格局。

　　江西省吉安市纪委监委以重点领域问题专项治理为抓手，部署建立纪检监察机关与主责部门情况通报和线索移送机制，健全问题督办机制，对案件反映出的共性问题、突出问题，向相关部门下发纪检监察建议书和工作提示函，督促深入剖析、建章立制，规范权力运行。

　　在制度建设上堵漏洞、补不足，扎实做好后半篇文章

　　不久前，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委纪检监察组会同丰台区纪委监委查处了一起“小官巨腐”案。该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委员会综合服务中心业务一科原科长周硕以权谋利、吃拿卡要，收受钱财累计达1600万元。最终，周硕因犯受贿罪和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被判处有期徒刑9年，并处罚金人民币30万元。

　　“工程建设领域涉及面广、资金密集、审批权力集中，针对该案暴露出的法规、制度建设上存在的问题，我们督促驻在部门认真查摆问题，梳理廉政风险较高的商品房预售许可、建筑业企业资质核准、物资采购等权力集中领域，持续推进‘承诺制’等审批制度改革，健全完善资质审批系统，进一步把制度的笼子扎得更紧更牢。”北京市纪委监委驻市住建委纪检监察组有关负责人表示。

　　以案促改是贯彻“三不”一体推进方针方略的有力抓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监督执纪中发现的典型问题、共性问题、深层次问题，聚焦案件多发频发部门单位，督促开展专项治理、完善制度建设，推动办案、整改、治理贯通融合。

　　针对土地管理领域腐败问题，天津市纪委监委制定专项整治工作方案，将专项整治与深化改革、完善制度、促进治理贯通起来，推动主责部门深化土地管理领域机制改革和制度建设，全面梳理土地管理领域的权力关键环节、潜在风险，研究完善风险防控措施。今年以来，制发纪检监察建议书、提示函17个，推动完善相关制度26项。

　　上海市静安区纪委监委对国企财务人员挪用公款案件实行“一案双查”，既严肃查处财务人员违纪违法问题，又严肃追究领导责任和监管责任。对案件暴露出的问题制发监察建议书，督促强化财务日常检查，将制度落到实处、管住长远。同时，就购买第三方服务不规范等问题主动加强与区财政局等部门的沟通，梳理汇总日常监督、审查调查、巡察审计情况，制定问题清单，推动区财政局出台《静安区政府购买服务实施办法》，形成指导性目录与禁止性事项相结合的规范管理模式。

　　推动个案查处向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转化，提高治理腐败效能

　　在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日前召开的地厅级领导干部警示教育大会上，600余人现场观看了自治区卫生健康委员会原党组书记、副主任王云亭违纪违法案件警示录。王云亭今年4月被“双开”，通报指出其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承揽工程项目、销售医疗设备等事项上提供帮助，收受巨额贿赂。

　　“王云亭案的发生，暴露出卫健系统党内监督缺位等问题。”西藏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说，自治区纪委监委驻自治区卫健委纪检监察组以制度建设为抓手，督促被监督单位完善党委会议事规则，健全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着力整治卫健系统领导干部以及医疗机构药品采购、招标等关键岗位人员腐败问题，斩断医疗腐败利益链，促进卫健系统政治生态持续改善。

　　一体推进“三不”，要与营造涵养净化政治生态结合起来，有针对性地对相关地方、单位开展政治生态分析研判，剖析深层次共性问题症结和要害，推动个案查处向修复净化政治生态转化，形成良好发展环境。

　　福建省纪委监委结合全省人防系统违纪违法典型案件，形成政治生态分析报告和纪检监察建议，推动人防系统从党内政治生活严起，聚焦主责主业，规范权力运行，培育廉洁文化，营造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该省人防办主要领导对各设区市、平潭综合实验区人防办主任开展集体约谈提醒，推动人防系统腐败问题专项治理排查问题整改到位；深入开展专题警示教育活动，给案发地区或单位党员干部以震慑和警醒。

　　“只要在煤炭资源领域不当得利，都将受到追究。”内蒙古自治区纪委监委有关负责人介绍，煤炭资源领域违规违法问题专项整治一开始，他们就成立监督责任办公室，与主体责任办公室同步排查风险、查处案件、建章立制。一年来，内蒙古自治区下大力气革除积弊，拓展延伸治理链条，出台促进煤炭行业高质量发展意见，压缩审批时限，矿业权行政审批由原来的22个工作日压缩至13个工作日，全区煤炭行业治理能力、煤炭企业发展能力进一步增强。

严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 甘肃省纪委监委对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八个严禁”要求

甘肃省纪委监委20日晚下发通知，要求进一步严明疫情防控工作纪律，并对全省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八个严禁”纪律要求。

通知要求，要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疫情防控工作部署要求，以严明纪律和过硬作风保障各项防控措施落实到位，确保打赢疫情防控战。

通知对全省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提出“八个严禁”纪律要求：

一是严禁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执行疫情防控工作决策部署做选择、搞变通、打折扣，有令不行、有禁不止，阳奉阴违、自行其是；

二是严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临阵退缩、推诿扯皮，敷衍塞责、消极应付，玩忽职守、失职渎职，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假作为，以及增加基层负担、搞“填表抗疫”等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

三是严禁在疫情防控工作中弄虚作假，瞒报、谎报、漏报、迟报、错报疫情及防控工作信息；

四是严禁贪污、挪用、截留、挤占疫情防控资金和物资，以及在调配使用过程中虚报冒领、优亲厚友、挥霍浪费等行为；

五是严禁从事、参与哄抢疫情防控物资，以及利用职务之便或职务影响囤积居奇、哄抬物价，谋取私利、借机敛财，扰乱市场秩序，干扰正常经营等行为；

六是严禁耍特权、搞特殊、使性子，不配合防疫检测、排查、登记，不执行隔离规定，不如实报告有关事项，隐瞒个人及家属旅居史、接触史等涉及疫情相关情况，或为亲属等利害关系人逃避管控提供帮助，以及以任何形式、任何借口妨碍、干扰、影响疫情防控工作的行为；

七是严禁编造、传播、散布虚假疫情信息或发表有关疫情不当言论，以及擅自发布、传播、泄露非公开发布的疫情防控工作信息资料；

八是严禁在疫情防控期间违规组织或参加各类聚餐、聚会等聚集性活动。

通知强调，全省各级各部门要切实扛起疫情防控主体责任，确保令行禁止、政令畅通。广大党员干部和公职人员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严格遵守各项纪律规定，自觉落实疫情防控措施，全力以赴做好疫情防控工作。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充分发挥监督保障执行、促进完善发展作用，加强政治监督，严肃执纪执法，对顶风违纪、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依规依纪依法从速从严从重查处，对违反“八个严禁”的一律先免职再查处。

跌倒在污水“淘金”中的新任厂长 

“刚担任厂长，我就感受到辖区工业企业有求于我的心情非常迫切。自己没有经受住考验，收了钱。接下来，他们开始定期给我送钱，我也不断用手中权力帮助他们……”担任江苏省太仓市自来水有限公司工业污水处理分公司港城污水处理厂厂长不到3个月，汪健就收下了第一笔贿款。

2021年3月9日，在与一名企业负责人谈话过程中，办案人员发现其与汪健经济往来密切。事后查明，从2015年6月到2021年2月，汪健在签订污水处理合同、免收污水处理费、延长排污时间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还采用隐匿废水转运记录、现金收费不入账等手段侵吞污水处理费。2021年8月19日，因贪污10万元、受贿159万元，汪健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并处罚金42万元。

一路打拼，业务出众，短板明显

1970年，汪健出生在江苏省太仓市一个普通农民家庭。性格外向的他没有继承祖上金银加工的手艺，而是立志通过读书打拼属于自己的路。

2000年，在太仓市水处理公司从事会计工作一段时间后，汪健主动申请到污水处理业务的一线岗位去学习。在同事的记忆中，汪健善于钻研，也很有奋斗精神。有一次，污水池的水泵出了故障，身为机修班长的汪健不仅准确判断出问题所在，还不顾恶臭亲自从污水池中吊起水泵，清理掉叶轮上的污垢和垃圾，及时排除了故障，在场的人无不为他的技术水平和敬业态度所折服。

2005年至2008年，汪健连续四年被公司评为先进个人，他也一步步从电工成长为技术员、机修班长、副厂长。到2011年，业务能力突出的汪健被提拔为太仓市城区污水处理厂厂长。由一线职工晋升为主要领导，这在太仓市水处理行业可谓屈指可数。记者从太仓市水处理公司了解到，直至案发前，汪健仍是公司唯一可以随时顶替一线操作工的厂领导。

作为新任厂领导，汪健没有什么架子，也没有放弃技术业务，而是继续勤奋努力并踏实工作。每当公司举办业务培训活动，他总是坐在第一排听讲，并非常认真地记笔记，课后还会主动加授课老师的微信，和他们保持联系，向相关专家学者请教工作中遇到的问题。

但在同事看来，成为厂长的汪健已经暴露出一些缺点，比如原则性不强、老好人思想明显等。据同事回忆，有一次汪健在厂区推行污水处理业务流程改革，一些职工认为自己年龄大、资历深，不愿意学习新知识，坚持用旧的操作流程，不听从汪健的新指示，双方产生了不小的矛盾。面对职工的守旧和抗拒，汪健没有采取任何务实的工作举措改变这种局面，导致业务流程改革最终不了了之。“这种处事方式在当时没有造成太大恶劣影响，但当他成为港城污水处理厂厂长面对大量企业老板的请托时，不懂拒绝就给他带来了严重后果。”办案人员说道。

相比出类拔萃的工作成绩，汪健的个人生活显得比较坎坷。他的家人对记者说，汪健早年离异独居，后来到一线岗位后，上班地点偏远，又经常加班，渐渐减少了与家人的联系，很少有人了解他八小时外的生活，也让他逐渐养成了散漫与独断的习惯。

“只注重业务能力，不重视政治学习，也是汪健作为一名国企干部的明显短板，更是导致他后来走上违纪违法犯罪道路的重大隐患。”办案人员介绍，在搜查汪健个人车辆时，他们发现一本《污水处理工程工艺设计》的专业书籍，已被翻看得破破烂烂，书中还留有多处各种笔迹的圈画痕迹。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他的政治学习心得，很多内容都是照搬照抄，甚至还有一些是下属代抄代写而成。

【同事有话说】我来到污水处理厂工作时，汪健还是一名普通电工。与他共事的这十多年间，他一步步成长为港城污水厂厂长。在他被留置之前，无论是技术能力还是为人处世，周围人对他的评价一直都不错。比如，为了防止排污超标，汪健有好几次身先士卒，整夜守着设备不断调试，连续几天吃住在厂里，大家都很受感动。他对待同事也很和善，别人求他帮个忙，他基本没有拒绝过。

听说他是家中长子，一直以来对父母也比较孝顺。家里也挺看重他的个人发展，当上港城污水处理厂厂长后，汪健非常重视这个岗位带给他的荣誉，还专门带父亲到工厂参观过。对他来说，这也算实现了父母对自己的期望。

无论是领导还是同事，大家对汪健的评价都是一个“好”字，可惜他的人生也毁在了无原则的“好”上。从技术人员走上管理岗位后，汪健最大的问题就是管理上大大咧咧，原则性不强，属于典型的“老好人”。厂里排污操作流程改革的那件事，就是因为他不能处理好员工的抵触情绪不了了之，结果没能优化污水处理流程。听说他当上港城污水厂厂长不久，就收了一家豆腐厂老板送来的“感谢费”，对此我也不觉得非常惊讶。因为“老好人”一旦手里有了权力，往往就容易忘记原则。我觉得作为领导干部一定要学会管理，既要管好业务，管好队伍，更要管好自己；既要学会接受，也要懂得拒绝。这个拒绝不仅是出于单位的利益，也是为了自己能够明明白白、清清白白。 

难抵诱惑，有求必应，沉醉权钱

2015年，汪健调任当时太仓市唯一的集中式工业污水处理厂——港城污水处理厂任厂长。该厂位于太仓市港口经济技术开发区化工园区内，主要负责对园区75家企业的生产废水进行集中处理。

这次看来平常的岗位调整，成了汪健职业生涯乃至人生经历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当时，环境保护监督执法日趋严格，企业获得工业污水排放许可证的标准大大提高。太仓港区化工园区内外的众多企业必须取得排污许可资格，才有可能通过环保测评进而顺利投产经营。在哪些企业能接入污水管网排污、接入后排污水量有多少、治污费如何计算等方面，汪健都有一定的决定权。一时间，众多企业主都把“渴求”的目光投向了这位新任厂长，他瞬间成了企业主争相讨好的“香饽饽”。

2015年9月，汪健任职港城污水处理厂厂长还不到3个月，辖区内某家豆制品公司老板就亲自登门拜访，表示公司业务虽然起步顺利，但污水排放量节节攀升使得污水处理费数额增大，以致公司资金紧张，请求汪健减免部分污水处理费，并表示今后会定期对他进行“补偿”。

真金白银的诱惑，对初掌权柄的汪健产生了巨大冲击。在此之前，汪健一直都在生活污水处理厂任职。生活污水的污水处理费已经包含在自来水费中收取，公司权力运行相对规范，权钱交易空间较小，汪健很少与用户直接打交道。但工业污水处理则截然不同，不仅是以市场化模式进行运营，而且工作中经常需要与辖区企业打交道。此时的汪健，从来没有接触过送钱上门的企业老板，更没有真正品尝过所谓的“权力滋味”。对不法企业主抛来的“糖衣炮弹”，最开始汪健心里还是有所顾虑，但听到企业老板说“这点钱没啥的，不收就太不近人情了”。从未经历过这般人情攻势的汪健，在犹豫中还是答应了企业老板的请托，最终收下了一份份“心意”。

按照相关规定，汪健并没有减免污水处理费的决定权，必须向上级公司书面请示。但在向上级领导汇报时，他一心想着替企业老板说话，特别强调这家豆制品公司污水中所含的有机物对污水处理厂的生化系统培育有好处。经公司研究决定，同意暂时不收污水处理费，必须另签合同。但是，为了谋取私利，汪健把公司的决定丢在一旁，擅自口头向该企业表态今后免收污水处理费，根本没有另签合同。2015年12月，该企业老板“如约而至”，给汪健送来5000元感谢费，并表示以后每个月都会奉上。

至此，汪健与这家企业正式结成了“利益联盟”。他利用职务便利先后为该企业在建设直排管道、更换粗口径管道、上调污水排放限额等方面提供帮助，企业老板为其送上的感谢费也从原来的每月5000元攀升到每月2.5万元。截至案发，仅这一家豆制品企业就向汪健送了102.5万元“感谢费”，甚至在汪健被留置的当天，该企业老板还在发微信请他收钱。

审查调查显示，除这家豆制品企业外，汪健利用手中的职权还先后收受9家不同类型企业的钱款，共计人民币56.5万元。对于“上贡”企业家姓甚名谁，汪健绝大部分都讲不出来，“收了谁的钱我不太在意，只要送钱，基本是‘有求必应’。”

在这些不法企业老板的眼中，履新不久即倒在“围猎”枪弹之下的汪健却是一个务实能干的“好”干部。他们表示汪健没有架子、容易沟通，还特别“夸奖”汪健在制度规矩的执行上非常灵活，说了就能定、定了就能办、办了就能成，什么事都能搞定。这些所谓的“表扬”，反映出的恰恰是汪健原则性不强、做事独断专行、缺乏纪法意识的弱点。为帮助一些企业违规排污，他可以无视和规避公司管理制度，甚至隐瞒真相向上级请示汇报，篡改公司模板合同与企业签约。

办案人员分析，汪健错把为企业服务的权力当成换取报酬的“对价”，收钱来者不拒，完全忘记了水处理行业的规范和国企管理者的责任。在厂长新岗位上，他迅速体会到了权力变现的“美妙滋味”，贪婪敛财的私欲被不断放大，迅速从治污排污的行家蜕变成了大搞权钱交易的“能手”。

两副面孔，一错再错，无法收手

在港城污水处理厂任职的多年里，汪健一面大肆收钱，另一面则表现得忘我工作，并积极向党组织靠拢，提交了入党申请书。2018年4月，汪健成为一名预备党员。

“我在单位同事、领导面前，一直维持着积极工作、要求上进的正面形象，但同时又在背地里跟多名老板保持不正当的经济往来，是一个贪得无厌的负面形象。人前人后有两副面具，主要出于‘两面人’的心理。”汪健曾这样评价自己。

犯错误不可怕，可怕的是讳疾忌医、迷途不返。汪健原本有改过自新、重回正轨的机会，但他却没有认真把握。2018年6月12日，太仓市环保局执法人员对港城污水处理厂进行现场检查，发现100吨污泥露天堆放在仓库外，未采取相应防范措施，造成工业固体废物扬散、流失、渗漏等环境污染问题，汪健对此负有领导责任。2019年11月11日，因对企业监管不到位，导致企业受到行政处罚，汪健受到党内警告处分。

这次党纪处分没有涉及汪健违反廉洁纪律的问题，也没让汪健引起警戒，他反而认为组织上并未掌握他与企业老板的不正当往来。心存侥幸的想法最终战胜了改过自新的勇气，让他错过了悬崖勒马的机会。

汪健在忏悔书中特别写道，太仓市水处理公司曾开展过国有企业管理人员专题警示教育活动，而且组织观看的警示片都是发生在太仓本地国企的真实案例。“现场观看时心理震撼非常强烈，联想到自己的事情不禁有点后怕，心想不能这样下去了。”但这种想法只维持了一小段时间，当他再次与那些企业老板接触后，私欲再一次战胜了良知，他继续维系着与老板们的权钱交易。

时间来到2020年，这时的汪健在全市污水处理行业中已是能办事、好说话的“知名”人物。有一天，一家餐厨废弃物处理公司的业务员找到他，希望港城污水厂帮其处理一批污水，通过槽罐车外运的方式，直接送到污水厂来。这笔生意是该业务员接的“私活”，他同时向汪健提出，能否采取现金结账的形式不要开票，这样他就能多赚点差价，自然也会对汪健表示感谢。

在“污流浊浪”中浸泡多年的汪健，早已权迷心智、财迷心窍，对此满口答应下来。2020年底，这批餐饮废水全部处理完毕后，汪健藏匿了该批污水处理量的记录，把应属公司的10万元污水处理费占为己有，俨然把污水厂当作了自家企业。

临近案发前的那段时间，汪健已经不敢把现金存入银行，更不敢对家人提及钱的来源。一部分现金甚至被他随意丢放在汽车后备厢中。办案人员搜查车辆时，从一堆杂物中找到20余万元现金，其中一个塑料袋的现金还保持着原封未动的状态。

2021年3月8日，当办案人员对汪健宣布留置时，他没有感到意外，似乎这一幕在他脑海里已经反复出现过多次。汪健自己讲道，被留置的第一个夜晚，他还梦到了自己刚到港城污水处理厂报到的情景，那时意气风发的他没有想到，自己的心智会在权力面前如此脆弱又如此迷失，最终落到无法收手的结局。

【警示点评】对于新任职领导干部而言，与此前的最大区别在于手中掌握了权力。任职后如何认识权力、正确使用权力，则是每一名新任职干部都必须过好的关口。遗憾的是，总有一些领导干部对此缺乏清醒认识，导致刚起步就跌了跟头。

就拿汪健来说，作为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成长于技术一线，又长期忽视党纪国法学习，导致政治素养和纪法意识成为短板。对这样的干部，任前廉政谈话往往都会反复提醒，一定要补上这一课，确保廉洁意识与新任职务一起提高，保证手中权力在合规合法的正确轨道上运行。

但从一线技术员工成长为国企负责人的汪健不仅没有加强思想政治学习，反而放大了重业务、轻政治的惯性思维，把组织提醒当成了耳旁风，完全忽略了思想改造。他不仅没有认识到手中权力对单位利益和辖区优良营商环境的重要性，也没有主动学习纪法知识，更没有认识到所处行业和自身岗位的廉洁风险。思想堤坝一旦失守，就无法抵御权力带来的诱惑。面对不法企业主的围猎，不以为然、不当回事的想法迅速占据上风，甚至错误认为对方送钱是对自己专业技术服务的肯定，直接把组织交付的“责任田”当作自己为所欲为的“自留地”，最终在以权谋私的“甜头”下迷失了自我。

权力永远都是双刃剑，掌权为公可以更好服务百姓，滥用为己最终只会害了自己。作为新任职领导干部，必须想清弄懂权力从何而来、为谁而用，时刻清醒认识到权力带来的影响和风险。特别是国有企业领导干部，掌握着国有资产的经营管理权，必须清楚权力和责任都来自人民，只有珍惜权力、管好权力、慎用权力，才能更好地在本岗位上奋勇争先、建功立业。

【警钟】自认国企特殊 享乐放纵迷打球

——宁夏回族自治区原经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王俭严重违纪违法案剖析

　　 王俭，男，1960年10月出生，1977年9月参加工作，1986年12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曾任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矿务局副局长，灵州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董事，宁夏煤业集团公司党委委员、副总裁，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会董事、总经理，神华宁夏煤业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长，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副主任，自治区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正厅级），2017年10月辞去公职。

　　2019年10月8日，经宁夏回族自治区党委主要领导批准，自治区监委对王俭涉嫌严重违法问题立案调查，并采取留置措施。2020年3月3日，王俭党组织关系从北京市朝阳区转入银川市兴庆区凤凰北街党工委崇安社区党委。3月6日，自治区纪委对王俭涉嫌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2020年7月8日，王俭被宁夏回族自治区纪委给予开除党籍处分。2020年7月17日移送审查起诉。

　　2020年11月25日，银川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王俭犯受贿罪判处其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处罚金人民币400万元；依法追缴其违法所得及其孳息上缴国库。王俭不服提起上诉。2021年4月19日，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裁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王总，今天状态不错啊，再来几杆？”

　　“好啊！”

　　“厉害啊，王总，那您看我的项目……”

　　“没问题，放心吧！”

　　被留置的前一天，王俭还约着“朋友”在银川某高尔夫球场尽情挥杆，甚至承诺为该“朋友”争取工程项目。然而，第二天，王俭就接到自治区纪委监委请他前往说明情况的通知，此时的他仍心存侥幸。“心想我都已经辞职了，应该没什么事，还想着早点说清楚，出来再约几场球，没想到……”

　　在接受审查调查期间，王俭对自己所犯的错误不以为意，多次为自己“鸣冤”：“我之前也参加过不少警示教育，觉得自己和那些人比起来算是比较廉洁的，而且我对宁煤的贡献不小，本身也没什么错，就这么‘进来’了，挺委屈的。”

　　随着调查取证工作的逐步深入，当一桩桩违纪违法事实摆在他面前时，王俭震惊了，“不敢相信，这是我吗？贪图享乐、腐化堕落，收了这么多钱，干了这么多坏事，我早已跌入违法犯罪的深渊，却麻木不仁，可悲、可恶。”

“王俭36岁成长为厅级领导干部，曾在神华宁煤集团任职十余年，直至任该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他的问题也主要发生在这一时期。”办案人员告诉记者，王俭错误地认为国企干部可以“搞搞特殊”“变通一下”，他长期游离于组织之外，靠企吃企，骄奢淫逸，最终沦为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的“蛀虫”，教训十分深刻。

向往奢靡享乐的生活，和老板打成一片，以随时能“呼朋引伴”为荣

　　“我一路是非常顺的。”留置期间，王俭时常会谈起自己的过去，“上学期间，我是大家公认的好学生。参加工作后，由于爱学习、能吃苦、业务能力强，很快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在同志们心目中是非常优秀的，组织也很认可我，我在提拔上基本没遇到什么坎。”

　　2006年，神华集团重组原宁夏煤业集团公司，成立了神华宁夏煤业集团公司，王俭被任命为该集团公司党委副书记、董事会董事，并成为首任总经理。2007年11月，王俭被任命为神华宁煤集团党委副书记、董事长。

　　“神华宁煤被称作宁夏的‘工业长子’。作为它的掌舵人，这是王俭仕途的高光时刻。2008年，他被自治区授予‘有突出贡献专业技术杰出人才奖’。”办案人员说。

　　然而，拥有这些光环的王俭却渐渐忘记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思想滑坡，滑入深渊。

　　“我的蜕变是从放松和逃避政治学习开始的。”王俭自我剖析道。入党之初，他觉得参加组织生活是神圣而光荣的事，他积极参加政治理论学习，加强自身党性修养。然而，走上领导岗位后，他的思想却慢慢松懈，常以业务工作繁忙脱不开身为借口逃避组织生活。“我不愿意和大家坐在一起，以一个普通党员的身份参加政治学习，成了游离于组织之外的‘特殊党员’。”王俭说。

　　在重温入党誓词，学习党章党规党纪后，王俭坦言道：“在留置室里的学习，是我担任领导干部以来最全面、最投入的一次政治学习。”

　　丢弃了共产党人的“真经”，王俭变得精神空虚、不思进取，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开始扭曲。他常与老板们做比较，觉得自己在能力上不比身价千万、上亿的老板们差，但生活上却相差甚远，心里愈发不平衡。“‘天下之难持者莫如心，天下之易染者莫如欲’，自从我有了‘心中贼’，也就有了贪欲和私心。”王俭说，“我很羡慕老板们的生活方式，和他们在一起吃喝玩乐心情愉悦，觉得这才是我想要的生活。”他热衷于建社交圈、朋友圈、生活圈，以手机通讯录里存有几千个联系方式，能随时“呼朋引伴”为荣。

内心失衡，信仰迷失，王俭把权力异化成建立人脉关系的工具，他认为，“只要我建立起关系，那之后的你来我往就是人情交际，不算以权谋私。”在办案人员的耐心教育下，他才幡然悔悟，“用权力打造起的人脉关系实际上是一副沉甸甸的枷锁，如果自己不是整天琢磨钻营，而是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也不会作茧自缚，陷入泥沼，我这是明白得太迟啊。”

从拒收、小收到大收，频次不高金额大、对象不多出手重，靠企吃企敛财六千余万元

　　建立起“人脉圈”后，王俭以增进感情、维系关系为幌子，经常吃吃喝喝、拉关系办私事，大搞权力寻租。“人的贪欲是慢慢膨胀的，王俭也是这样，他一开始是不收钱的，可以说，他的腐败是经历了从拒收、小收到大收的过程。”办案人员说。

　　在担任神华宁煤集团董事长之前，王俭曾拒收过一些老板送的礼品礼金。但拒收之后他又觉得“亏”，感到遗憾且不甘。

　　渐渐地，在收与不收、怎么收的问题上，他摸出了一点门道，并形成一套“原则”——只收可靠的、放心的、与自己有交集的老部下的钱。后来又逐渐演变为锁定重点目标，呈现出“频次不高金额大、对象不多出手重”的特点。

　　“在王俭贪腐的道路上，有两条‘大鱼’不得不提，一是北京某股份公司实际控制人王某某，二是宁夏某公司法定代表人肖某某。”办案人员说。

　　“我的公司马上就上市了，我给您些股份，保证上市后有很高收益。”2009年5月，王某某为感谢王俭帮助其公司承揽神华宁煤集团公司甲醇项目水处理系统等多个工程项目，提出给王俭转让其即将上市的公司原始股，王俭对此很是赞许，“他是个很懂感恩的人，而且做事也严谨，让我别自己出面，最好能找个亲戚‘购买’并代持。”

　　此后，王俭安排其妻弟张某以150万元“购买”该公司50万股原始股，登记在张某名下。为了更加“保险”，王俭又安排张某和王某某签订虚假的退股协议，约定王某某退还张某150万元股本金及10万元利息，张某则退还股份，但实际双方均未退还。2014年7月，王某某安排出售张某所持全部股份，获利4311万余元。

　　“股票的获利情况我是第一时间就知道的，但我当时是公职人员，不好拿回来，只好先放着，想着以后有机会再取回来。”王俭说。直至2019年1月，在辞去公职一年多后，王俭方从王某某处取回1700万元。

　　“和王某某相比，肖某某算是王俭的半个‘管家’，多年来，他把王俭一家‘照顾’得无微不至，出手格外大方。”办案人员说。2011年1月，肖某某为感谢王俭帮助其公司多次承揽工程，出资1000万元为王俭购买某公司股份，并约定股权由肖某某找人代持，收益归王俭。平时王俭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肖某某也都会“及时出手”给予帮助。王俭对其很是认可，凡是神华宁煤集团的相关工程，都会先安排肖某某承揽，甚至亲自为其投资经营出谋划策，成了名副其实的“官商一家”。

　　2015年12月，王俭任自治区经信委党组副书记、副主任，此后不到两年，他却主动辞去了公职。对此，王俭解释道：“我在神华宁煤任董事长期间，呼风唤雨，为所欲为，到经信委以后，却被安排到了一个副职的岗位，我的落差感很大。恰逢此时，有个朋友邀请我去他们公司干，我就想干脆辞职吧。”

　　“其实，王俭辞职主要是为了收割他在任期间所收股票的收益。”办案人员告诉记者，“他一直在找机会，取回在王某某处存放的4000多万元。”

　　王俭处心积虑，采取隐蔽的手段收受他人财物，以期逃避审查调查，然而，这一切都是徒劳。经查，王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在工程项目承揽、煤炭资源整合协议签订、工程款支付、设备物资采购等方面为他人谋取利益，非法收受相关单位及个人行贿款折合人民币共计6042万余元，其中，党的十八大后收受财物共计4422万余元。

　　在担任神华宁煤集团董事长期间，王俭多次在大会上谈廉洁、讲奉献，不少干部对他尊敬有加，甚至把他当作勤廉榜样。而在台下，他却以权谋私、大肆敛财，想方设法掩盖自己的贪婪行为，搞两面派，做两面人。他忏悔道：“我是非常羞愧的，不光是羞愧，我晚上也难以入眠，一闭上眼睛，自己做的那些事情就会一件一件浮现在眼前，太折磨了，很懊悔，很痛心。”

　　打球上瘾，安排下属某企业利用公款购买高尔夫球会员卡归个人使用，工作日休息日都在高尔夫球场

　　从违规吃喝到收受礼品礼金、股份财产，从出入高档会所到追求奢华，与老板们玩在一处的王俭享乐主义思想日渐滋生，走向了骄奢淫逸、肆意放纵的歪路。

　　2012年11月，王俭安排下属某企业利用公款购买了一张50万元的高尔夫球会员卡，称用于公务接待。“说是公务接待，基本上都是我用的。”王俭坦言道，“第一次接触高尔夫球这项运动后，我便乐在其中不能自拔，被它迷住了，成了一名‘瘾君子’。”在组织明确要求单位的高尔夫球会员卡必须封存上交时，他却隐瞒不报，长期使用，并认为只有高尔夫球运动才符合他的身份。

　　“我一直把打高尔夫球当作雅好，觉得这个运动只有少数富人玩得起，而我作为一个领导干部，就应该享受这种高雅运动。一开始我在银川打，后来发展到全国各地，甚至延伸到国外。球场也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王俭说。

　　为了打高尔夫球，王俭甘于被“围猎”，无论是购买价值不菲的装备，还是球场高昂的消费，总有人投其所好，他也都欣然接受。

　　据神华宁煤集团相关人员描述，无论是工作日还是休息日，在球场上总能看到王俭的身影。在一次次挥杆中，王俭与老板们感情“近”了，与企业广大干部职工的感情却“远”了，心中只有权与利的王俭，敷衍工作，背离群众，一步步“退”到了悬崖边上。

　　在辞去公职后，为了填补精神上的空虚，王俭更加热衷于打高尔夫球，其特定关系人薛某还为其在北京购买了一张高尔夫球会员卡，供其长期使用。

　　“我辞职后来找我打球的人也不少，最开始还觉得是自己与他们关系好，后来慢慢发现他们看中的是我在宁煤这么多年下来积累的人脉和影响力，想要借此拿一些项目。对此我还有点沾沾自喜，觉得还有人找，就证明自己有价值。”王俭自我剖析道。然而，这一切终将成为过眼云烟。

“父亲为我取名‘俭’，是希望我一辈子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但自己恰恰由俭入奢，成了‘王奢’。”在党纪处分决定书上签字的王俭双手颤抖，泪流满面，“我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啊。”

 擅权妄为，集团多人被查仍一意孤行找门路、托关系，企图为自己的“小圈子”开脱

　　王俭在生活上追求奢靡享乐，在工作上则独断专行，以“家长”自居，甚至越权越位。他坦言道：“组织任命我为副书记，在集团党委领导下分管行政工作，但在我的‘把控’下，却成了董事长直接领导党委工作，凌驾于组织之上。”

　　“你去处理一下，把‘火’灭一灭。”2010年，神华宁煤集团下属某煤矿的主要领导因违法犯罪被检察机关侦查，时任集团董事长的王俭不仅没有积极配合侦查工作，反授意下属找门路、托关系，大事化小，小事化了。

　　2013年，该集团又有多名矿长因受贿被查，并受到法律制裁。事后，有一位检察机关的领导告诫王俭，“若你们能正确对待，早些刹住歪风邪气，也不至于出现这种情况。”但王俭不以为然，“社会风气就这样，这些不过是偶然事件。”有人建议他在集团内开展警示教育，以案为鉴，但骄傲自负的王俭对此嗤之以鼻，他深信只要人脉广，做事谨慎一点就没有问题。“上梁不正下梁歪，我也在违纪违法，胆子更大，所以对他们的犯罪行为根本没有在意，整个集团风气日渐败坏，最终覆水难收。”王俭说。

　　2014年，中央巡视组对神华宁煤集团进行巡视，该集团多名中层干部因涉嫌受贿被查，锒铛入狱。集团干部接二连三落马，王俭却仍未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更没有意识到问题的根子在自己，仍一意孤行，企图用自己的“人脉关系”解决问题，为自己的“小圈子”开脱，严重破坏了企业的政治生态。

　　而在对待自治区和上级神华集团公司的监督管理上，王俭则两面讨巧，逃避监管，“宁煤虽然有自治区和神华管，但管理是比较松懈的，我对自治区汇报工作的时候，就讲当前项目的进展，工作取得的成绩；在神华汇报工作时，就会说自治区对我们工作的支持，并强调区里对我们管理很严格。实际上两边都不怎么会管我，被我钻了空子。”

　　“王俭案是我区国有企业腐败案中的典型，监督有形无实，权力制约乏力是这一领域作风和腐败问题不断蔓延的主要原因。”办案人员说，“有效制约和监督权力运行，才能抓住抵制腐败的关键与要害。”

　　综观王俭的严重违纪违法行为，几乎没有绕开过“权”字：权大了，能监督自己的人少了，开始妄自尊大；权大了，围在身边的有钱人多了，搞起了权钱交易；权大了，腰包鼓了，开始了声色犬马，直至以权压人，专权弄权，破坏单位政治生态。以案为鉴，落实对国有企业的有效监督，要扎牢不能腐的制度笼子，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强化对“一把手”的监督，为权力运行纠偏正向。该案亦警示党员领导干部要筑牢思想防线，坚持公正用权、依法用权，守住廉洁底线，莫重蹈王俭的覆辙。

王俭忏悔书（节选）

　　通过反思，我深刻认识到自己错误的严重性，组织本来对我寄予了很大希望，我却没有珍惜组织给予的权力去很好地为党工作，滥用权力，为自己和他人谋取私利，跌落成一个腐败分子。我痛定思痛，从错误中反思出几点感悟，作为反面典型，警示他人，也永远警示自己。

　　“俭与奢”。“俭”，是父亲给我起的名，有我出生时很深的历史烙印。1960年正是国家三年自然灾害最困难的时期，听母亲说，生我时单位给她坐月子的生活补贴就是8斤胡萝卜。我就是靠这胡萝卜哺育的初生。父亲更是希望我一辈子都能勤俭节约、艰苦朴素。但自己恰恰由俭入奢，成了“王奢”，贪图享受、骄奢淫逸，完全辜负了父亲的一片良苦用心。正是忘了“俭”的初心，变成了“奢”，有了贪念与私心，才走向了犯罪。

　　“雅与俗”。什么是雅？什么是俗？不同的阶级有不同的判断标准。就体育运动来讲，不同的健身运动方式本身没有什么雅俗之分，但一项运动只被少数富有人把持着，成了权钱交易的场所，被老百姓在心中冠上奢侈腐败的形象后，就有了雅俗之别了。作为一名国企的董事长，我经常和老板们在高尔夫球场挥杆潇洒，在企业干部职工中造成了恶劣影响，显然已不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了，而是高高在上的官老爷，也就变成俗不可耐了。始终心系百姓，与人民群众同甘共苦，鞠躬尽瘁，在人民群众心中才是最高雅的人民公仆。

　　“守与舍”。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就是“守”。初心易得，始终难守，就必须始终保持崇高的革命理想和旺盛的革命斗志。守住为国有企业的改革发展努力工作、顽强拼搏的精神家园，就必须舍去贪图享受、为少数人和自己谋利益的私心杂念。但自己却热衷于建立人脉关系，给他们利用权力提供帮助，谋取私利。能和你成为朋友，不是你的人品有多好，而是因为你手中的权力好，本质就是权钱交易，哪有什么真正的情感友情？收受了人家的“好处”，心里早就把你唾弃了。用权力打造起的人脉关系绝不是自己的人脉资本，而是编织自己作茧自缚的枷锁。如果自己把精力全部用在工作上，心中始终谋划着企业的发展和职工群众的利益，就绝不会跌入违纪违法的深渊。

　　“得与失”。作为一名党员，正确看待个人的得失，多想想为党和人民的事业而牺牲的英烈们，多比比劳动模范，与他们来比得失，就能做到不为私心所扰，不为名利所累，不为物欲所惑，淡泊名利，克己奉公，实现共产党人的人生价值。作为一名国企领导，组织已给予了我很高的荣誉和待遇，应该多与企业的职工来比自己的得失，心中多想想在井下奋斗的矿工兄弟，为他们多解决些实际困难，为他们多分忧，倍加努力地工作。但自己却与社会上的老板们比得失，觉得自己比他们付出的多，得到的少，越比心里越失衡，开始想着攀比仿效，琢磨着给自己找后路，以权谋私，到头来把自己比进了高墙铁窗里，失去了一切。

　　“自律与他律”。自律是内因，他律是外因，外因靠内因才能起作用。没有严格的自律意识，再严格的他律也会监督不到位。作为国企一把手，必须认识到岗位的重要性和特殊性，不断增强自律意识。我作为集团党委副书记，上级的监督很难持续到位，往往上级到单位检查工作、调查研究、参加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时，班子成员很难对我提出批评，指出自身不足。在班子内部，没有树立良好的民主氛围，自己不能按一名普通党员身份与班子成员坦诚交流，始终摆出一副高高在上的领导姿态，同志们怎么可能给我提出善意中肯的批评，并指出我的不足！自己不加强政治学习，不能从思想政治上经常检视、剖析和反思自己，自律意识也就慢慢淡忘了，成为了不受任何约束的特殊党员了，突破纪律底线走向犯罪也就成了必然。

　　虽然我即将离开党组织的怀抱，但组织在留置室给予的帮助教育足够我受用余生。今后我依然会按照党员的标准严格要求自己，把理想信念作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弥补我曾经丢掉的一切，常怀敬畏之心，常怀感恩之心。接受改造，重新做人……